就业面临最难一年，如何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将成为2020全国两会聚焦的话题。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从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到高校校长，从工商联副主席到民企掌门人，纷纷给出了化解就业难的意见建议。政策制订更多松绑、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扶持小微更大力度、就业观念适时调整……成为其中的关键词。
灵活就业创业能否更多“松绑”
代表接力建言呼吁为就业难“减压”
一份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建言，近日从上海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鸿蕨手中，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后者的“接力跑”将会使得这份建言走进全国两会，期待更多声音为其鼓与呼。
记者采访获悉，这份建言关注于当前最热的灵活就业、灵活创业领域，代表们建议能够多渠道政策“松绑”，吸引更多高校应届毕业生参与其中，从而为就业难“减压”。
“斜杠青年”好“看”不火
“朝九晚五”、“签订合同”、“定时领薪”……这些职场人身上通常有的标签，如今在不少年轻人身上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以灵活就业为代表的“斜杆青年”一族。因为不受办公场所、用人单位、工作时段等方面限制，新一代劳动者往往对此颇为热衷。
“近年来，青年群体不就业、慢就业的现象越发凸显。”许鸿蕨表示，除了经济下行引发的市场需求降低、岗位薪酬低于求职青年的期望值以外，青年人注重自身价值及个性自由的特点，青年职业发展呈现开放性和独立性的趋势，也是当今就业市场涌现出更多斜杠青年的原因。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灵活就业人口从规模来看，已超过1.8亿人，约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40%。而上海目前预估的灵活就业人口，达到了150万人左右。
不过，上海应届生从事灵活就业的比例并不高。2016年时，上海高校只有2600余名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2017年时增长为4605名，仅占总人数的3.4%。2019年，以沪上部分高校的统计显示，交大的灵活就业比例为4.22%，财大为8.27%，均连一成都不到。
建言参照享受同等社保政策
在许鸿蕨和樊芸看来，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推进之时，发展灵活就业更是未来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发展灵活就业在制度和政策层仍然面临重重难题。
首先，没有职业安全感是最大阻碍。据上海市总工会抽样调查显示，因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关系绑定，致使许多灵活就业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对用工主体的组织依附性不高，增加了权益维护的难度。
“例如，工伤保险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许鸿蕨指出，灵活就业群体一直游离在工伤保险之外，这使得就业人员始终“惴惴不安”。
灵活就业人员，为什么不能顺畅地享有工伤保险？难点、堵点在哪儿？
对此，许鸿蕨指出，从起源和初衷来说，工伤保险制度是为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设计的，这也决定了它与灵活就业群体有着天然的不匹配。
“但是，伴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障，政府部门应该进行探索和试点。”许鸿蕨表示，为此她和樊芸代表均同意提出建议，呼吁引导灵活就业人员通过自由职业缴费解决后顾之忧，“不管是纳入统一的工伤保险，还是建立单独的商业保险，对新业态中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保障、权益维护，都应加快节奏，力争有实质性的推进，从而跟上现实发展的步伐。”
其次，建言还提出，当前灵活就业的社保缴费只能缴纳职工医保和养老保险，这也使得灵活就业人员难以完全享受政府部门的社保补贴政策。
“既然同样是解决就业，灵活就业为什么不可以参照享受正规就业同等鼓励政策？”许鸿蕨指出，应该调整自由职业缴费基数，适当加入失业保险费率，使这部分群体从隐性就业走向显性就业。
除此之外，建言指出，政府部门及就业服务机构要做好灵活就业的需求、趋势分析，做好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创业辅导，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给予“一人公司”更多鼓励
除了灵活创业，两位代表还关注到了灵活创业。
单人创业、自己雇佣自己，这样的“一人公司”能否得到更多扶持？
许鸿蕨指出，当前本市的创业带动就业相关补贴政策中，无论是贷款贴息、开办费、租金、社保补贴，均对企业规模有一定要求，“一人公司”往往很难享受。
为此，两位代表建言指出，鼓励创业服务机构举办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创业共享平台，为自主灵活的初创业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扶、指导，提供创业岗位，解决其创业成长问题直到其创业成功。应建立专门的孵化园区吸纳这些“一人公司”，给予政策扶持，免费或低收费为其提供包括人事、财务等一系列服务，培育其成长。
除此之外，还应建立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和基础用工的就业共享平台，最大程度地提供岗位信息，满足企业规范、有序地共享人力资源，降低企业用人成本，规避不必要的劳动纠纷。
先有工作还是先有经验？破解“鸡与蛋”难题
委员呼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要动态调整
先有“经验”，还是先有“工作”？这个“鸡与蛋”的难题，依然是应届生就业之路上的绊脚石。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政府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基地、实训基地等名誉鼓励、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实际奖励多元方式，提高企业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不约而同，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和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金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蓝闽波也都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提案。
打破“怪圈”多头激励扩大企业见习
没有工作经验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验。
就业市场的这个需求“怪圈”让很多应届毕业生深感无力。不过，多年来，高校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校企联合办学、订单式人才培养、青年职业见习计划等，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校企联合培养、订单式培养是很好的促进就业办法，但企业是关键。”作为上海开放大学的校长，袁雯对这一模式非常熟悉。“通过校企合作、行业合作，使得岗位需求尽早进入到学历教育中，学生获取文凭的同时还获得了岗位技能，一举多得。”但袁雯指出，无论订单式配合还是校企合作，还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行业企业积极性问题。
“所以此次职业教育修法，在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行业企业的教育责任。”据了解，此次职业教育修法相关条款明确了校企合作的形式，推进学徒制培养，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学校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培养方案制定、质量评价等全过程。
今年5月，上海出台九大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其中一条重点措施就是出台重点产业青年职业见习扩大行动，增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参与职业见习的企业数量。动态调整见习学员生活费和见习带教费补贴标准。加强见习基地的跟踪管理和考核评估，提升见习学员留用率。
对此，袁雯认为在一些新兴行业领域，最先进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都在龙头企业中，让学生进入到这些领域实习见习，不管是人才培养还是帮助就业，都非常有意义。
“学生进入到企业之后，企业需要匹配导师，需要对其进行培养，政府应该推出落地政策，让更多企业愿意投入进来。”袁雯表示，政府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基地、实训基地、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等多种方式，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只有企业赢、学校赢、学生赢，多赢才能让计划持续下去，一方不赢，都不会持久。”她说。
专业得“专”人才培养模式要动态调整
研究生扩招同比增加18.9万，高校专升本同比增加32.2万人，吸纳40多万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当老师……从国家层面到地方，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帮扶政策持续加码，为的就是不让应届生出了校门就失业。
对此，不少委员指出，这些应急政策推得正当时，但对于高校来说，人才培养模式也得变一变了。
“现在人工智能专业很火，但从申请到培养，一个周期四五年过去了，学生毕业之后，市场还需要吗？”、“现在讲究大学生对口就业率，但实际上除非像医生等非常专业的领域，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并不是按照专业设置来划分的。”袁雯指出，很难用一些延续几十年的传统专业设置来培养复合型人才，学校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
“我们国家已经设立了40多种专业学位，涉及经管、法律、艺术、工程等众多领域，国家今年再次扩大了专业硕士的招生人数。”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金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蓝闽波带来一份关于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体系的提案。专业硕士不专业，地位尴尬，培养方向模糊，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蓝闽波指出，本应该用来培养应用型高端人才的专业硕士地位低，学生认同感不高、用人单位在就业招聘时表现出一定歧视，在教育实践中，并没有体现出高层次应用型这个核心。“一些导师不具有企业实践经验，学生在校期间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实践能力，一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与学术型学位趋同化现象较为严重，尚未形成围绕专业工作内容的课程体系，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发课程本应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但实际操作中更加困难。”因此，蓝闽波呼吁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体系，真正把专业实践落到实处，要打通高校和企业间的壁垒，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也是今年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关心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指出，在培养卓越教师的过程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智能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师教育融合不深等问题，着眼于未来教师培养，师范大学应该充分借鉴医学人才的培养经验，打造“六年一贯制”卓越教师培养模式。他在提案中特别指出，要加强学生的准入职实践。
别“等靠要”就业观念也得变一变
“大学生就业，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就业预期。”袁雯指出，学生需要踏踏实实地一直往前走，就业路上要调整好心态。
“今年教育部继续招收40多万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中央基层就业项目规模都适度扩大，这是非常有效的促就业政策。”戴立益说，大学生就业观念要转变，中西部、基层岗位等更锻炼人，适合大学生打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谈剑锋说：“有时候企业在招聘网站上招聘，发布岗位后收到很多简历，但是收到面试通知后，真正能来的不超过十分之一。有些大学生对就业心态上还不够积极和重视，等靠要是不行的，一定要自身重视起来。”（劳动报记者 郭娜）
委员关注给小微民企“输血”
降低贷款利率，延长社保补贴期限
想要保就业，必先活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不折不扣的“生力军”，民企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现状，受到了多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
融资成本过高、融资限制过多、政府政策感受程度不强……这些症结该如何化解，才能使得民企有信心迎难而上，贡献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人员上岗？不妨来听听这些“委员声音”！
民企已成就业“大户”
“五六七八九”！这是民营经济的一个特殊“称谓”。发展到今天，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上海，民企吸纳就业也占据极大比例。
数据显示，上海2019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分布于全市1.94万家单位。其中，50人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占20.33%；50人以上、200人以下的小企业吸纳就业占19.97%；200人以上、500人以下规模的企业吸纳就业占14.22%；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规模的企业吸纳就业占8.94%；10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吸纳就业占36.54%。
通过对比就可以发现，200人以下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共吸纳上海201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40.3%，是上海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民营企业在运营中仍有诸多掣肘，其中较为集中的问题就是民企融资成本过高，融资限制过多，信用评估机制传统保守，技术落后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席周桐宇直言不讳地指出。
社保补贴期限能否延长
“要想立竿见影解决民企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各级金融机构精准面向民企特别是中小微民企快速大幅降低贷款利率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周桐宇此次提交提案呼吁，迅速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企的贷款利率。
周桐宇指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企融资成本一般要比其他企业高得多，更有甚者成本翻倍。建议从政策角度为合法经营者保驾护航，矫正“融资歧视”现象，引导金融机构将资源“活水”真正引入需要发展的民企。
此外，周桐宇还认为，应该扩大针对疫情的减税降费政策惠及面，“对于部分与疫情不直接相关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建议政策也要有所倾斜，减税降费进一步精准施策，使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得到特殊时期的税费政策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降低社保费率政策的出台，对于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有积极意义，实质上减轻了企业负担。
“不过，例如今年2月到6月免征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这一类的政策跨度期能否得以延长？”王煜指出，对于民企而言，自我“求生”当然是关键，但政府的减税降费举措也是“真金白银”，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延续，那将进一步激发民企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建立中小企业政策银行
“中小企业如果普遍遭受严重损失，这不仅影响复工复产复市，也将严重影响就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葵君指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因其特定的金融服务定位，很难对中小企业实行精准服务。近年来，中小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呼声强烈。
能否建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徐葵君此次提交建言，呼吁在中央相关部门的牵头指导下，会同中小企业集聚的地区政府，先行筹建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对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金融服务与支持。
“长三角地区是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经济最为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财政收入和创造就业贡献最大的区域，故建议首先在长三角地区快速启动。”徐葵君如此认为。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稳就业“置了顶”，“建成小康”才有底
“六稳”和“六保”，将成为今年两会热门话题。它们列首位的都是就业问题。我们说，就业问题“置了顶”，“建成小康”才会筑牢坚实的底。
众所周知，就业事关老百姓的“饭碗”，是民生之首，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把就业问题“置顶”，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最好体现。就业问题的解决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调控，也举足轻重。最近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就业优先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起列为宏观调控新机制的三大主要手段。
而从经济发展的逻辑上讲，只有稳住了就业，才能稳收入、稳消费、稳经济增长。那种“先保企业后保就业”的传统思维模式需要及时扭转。因此，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单单要考虑税收的多少，更要把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作为考量指标。
稳就业，从存量上讲，就是防止企业大面积裁员，保岗留人；从增量上讲，就是要着力做好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企业吸纳“新鲜血液”。
在全面建成小康之年，稳就业又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毕竟，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评价指标。（王诗富）
（摄影 王陆杰）
